从图书史中贴近人类的情感与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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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22-03-27 02:2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 次

　　关于图书的文史，之前我看过翁贝托·艾柯所著《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》，因为艾柯本人便是藏书家，所以他对图书的进化史很是熟悉。在这部作品中，艾柯将人类的阅读和记忆分为两个时代。一个是矿物时代，就是人类将经历过的事情刻在石头上，给后世的人作一个提醒。这就是至今保留在世界上的岩画或石窟中的壁画。而自从人类发明用植物制作纸张，人类的记忆便可以记录在纸上，而纸更易保存。艾柯将这种记忆称为“植物的记忆”。正因为有了植物的记忆——图书，人类的进化便越来越快。因为，一代人活着的经验得以记录，那么，后世的人们可以避免重复上代人犯下的错误。

　　与艾柯相比较，英国书商马丁·莱瑟姆的《阶梯与狂热》更偏向于图书的佚事，读来非常有趣味。

　　比如，莱瑟姆用很大篇幅来叙述读书所带来的情感震颤，比如很多人读书时痛哭的故事。狄更斯给他的弟媳写信时说，有人在读他的《董贝父子》时大哭起来，毫不掩饰，激动得浑身发抖。塞缪尔·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《克拉丽莎》出版以后，更是看哭了数万读者。1852年，一位年老的苏格兰医生给作者理查森写信说，读他的这部小说哭得吃不了饭。而伟大的托尔斯泰竟然也有读书时读哭的时候，他是读普希金诗的时候被感动了，哭得像婴儿一样。

　　这种让自己的情感沉浸在某种阅读时光里的感受，只有在某一个特殊的环境里，一个深情的读者才能获得如此深刻而美妙的体验。

　　如今，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读者到书店的架子上翻开一本书阅读，便可以进入一个人的思想世界，这已是司空见惯。然而，翻开《阶梯与狂热》这部关于图书文化史的书，便可知道，我们所能看到的印刷品书籍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只能被男性阅读；女性是被禁止读书的。

　　15世纪的波兰对阅读书籍的女性抱有更大的敌意。15世纪80年代，克拉科夫的一名女性为了进入大学伪装成男性。在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，她一直女扮男装，不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而且以具备高度责任心闻名，但就在毕业前夕，一名士兵识破了她的伪装，她因此被告上法庭。

　　《阶梯与狂热》还用大量笔墨写了中国的图书故事。有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，作者写到，唐代诗人柳宗元读韩愈的诗时，每每先用玫瑰水洗手，而后再阅读。此类如野史一般的细节，读来让人着迷。看到此处，真想问一句作者，这些历史的片断到底源自哪里？

　　在《阶梯与狂热》中，莱瑟姆用一个完整的章节写了道士王圆箓，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不起眼的小道士，几乎是中国最大的文物贩卖者。他一个人卖掉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的半数藏书。

　　莱瑟姆笔下的王道士，在1890年代是乞讨者。一天，王道士来到莫高窟，非常喜欢这个地方。莱瑟士这样写王道士的选择：

　　王道士参观这里时，这些寺庙状态不佳，因此他自愿献身成为这里的保护者。他清除了一些石窟里填满的沙漠沙子，修复壁画，甚至委托别人绘制新壁画。他常常用尽布施与乞讨，但现在这些钱财只有一个用途——石窟。

　　这段文字至少说明，在没有发现藏经洞的前期，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者。直到有一天，王道士在修复一幅壁画时，发现壁画的后面应该是空的。莱瑟姆写道：

　　他破墙而入，在他那盏小油灯的昏暗光线米见方的山洞，里面堆着约3米高的卷轴。这项考古发现与霍华德·卡特进入图坦卡蒙陵墓不相上下：这些卷轴可以追溯到4世纪到11世纪。王道士多次试图引起当地官员对这个藏经洞的兴趣，但他们兴致缺缺，只是让他看守石窟。

　　王道士最初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流行文字中，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，余秋雨对王道士是痛心疾首的。然而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，王道士并不懂得这个藏经洞中书的价值。他一直在向当地的衙门汇报这件事情，结果，他一次次地去，步行几十几百公里，却一次次地被打发回来。最好笑的是，王道士赶着毛驴，冒着被沙漠中的狼吃掉的危险，行程800多里找到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。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，最后得出结论：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。

　　斯坦因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《金刚经》的刻板印刷的版本，这一下让全世界知道了，是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术。《金刚经》除了让王道士出名以外，还让唐代一位叫王玠的刻字工匠出了名。因为，在斯坦因购买的《金刚经》印刷版上，竟然留有王玠的名字，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”。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，这差不多是向世界宣告，至少在唐或者更早期，中国已经有了刻版印刷的技术。

　　莱瑟姆笔下的中国早期印刷的佛经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每一本佛经印刷前都有人许愿。在莱瑟姆的笔下，赞助印刷佛经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愿望：

　　一卷是一个农民为他的牛许愿获得更好的转世，另一卷是一位女性希望逃离荒芜沙漠回到国都，还有一卷是一名官员为了升官……

　　与《阶梯与狂热》这部图书野史相对照，我近期刚好阅读了《中国书业史》（上下）两卷本。打开目录，我直奔唐代的中国书业史。与莱瑟姆的书写相对应的是，《中国书业史》不仅有考证，还有更为细节的举例。

　　唐代女诗人薛涛居于成都浣花溪，与客人饮酒，行《千字文》令。在敦煌石室藏有许多从唐代至五代的《千字文》写本，仅被外国人斯坦因、伯希和劫至西方的就达31种。

　　《中国书业史》虽是关于图书出版的正史，然而，这部作品中的引文也非常有趣。

　　比如唐代开书店很有名的徐文远是河南洛阳人，徐文远和他的哥哥徐文林在长安城开了一个书店。一边开书店，徐文远还一边开设学馆讲学。徐文远教出来的有名的学生李密，后来造反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。

　　唐代的中国，因为皇帝李世民喜欢书法，所以，书店大多代售书法作品。这就要求书店老板有一定的鉴赏能力。在《中国书业史》中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
　　唐代人李绰著《尚书故实》载：“京师书肆孙盈者，名甚著；盈父曰仲容，亦鉴书画，精于品目，豪家所宝，多经其手，真伪无所逃焉。”这条史实可以使我们对唐代书肆的情况有进一步了解。第一，孙盈办的这家书肆，经营有方，远近闻名；第二，这家书肆不仅卖书，也卖名家书法字帖、字画和名画家的画卷；第三，这些书画多出自前朝名家手笔，价格很高，十分珍贵，有人就加以临摹仿制，以假充真骗取买主的钱财，书肆经营这类书画精品必须是行家里手……

　　从这一段文字来看，唐代的书店和现在的书店形态几乎一样，只是更多了一些古玩字画，就像是民国时期的旧书店。

　　如果说，《阶梯与狂热》是一部轻松的关于图书的奇趣博物馆，那么，《中国书业史》差不多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简史。在手机资讯过度供给的当下，我们更需要安静地阅读纸质图书的时间，而《阶梯与狂热》和《中国书业史》中所介绍的图书目录，足以支撑我们很长时间的阅读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这样的图书中找到更多的书目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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