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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图书史中贴近人类的情感与历史


发布日期:2022-03-27 02:2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关于图书的文史,之前我看过翁贝托·艾柯所著《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》,因为艾柯本人便是藏书家,所以他对图书的进化史很是熟悉。在这部作品中,艾柯将人类的阅读和记忆分为两个时代。一个是矿物时代,就是人类将经历过的事情刻在石头上,给后世的人作一个提醒。这就是至今保留在世界上的岩画或石窟中的壁画。而自从人类发明用植物制作纸张,人类的记忆便可以记录在纸上,而纸更易保存。艾柯将这种记忆称为“植物的记忆”。正因为有了植物的记忆——图书,人类的进化便越来越快。因为,一代人活着的经验得以记录,那么,后世的人们可以避免重复上代人犯下的错误。

  与艾柯相比较,英国书商马丁·莱瑟姆的《阶梯与狂热》更偏向于图书的佚事,读来非常有趣味。

  比如,莱瑟姆用很大篇幅来叙述读书所带来的情感震颤,比如很多人读书时痛哭的故事。狄更斯给他的弟媳写信时说,有人在读他的《董贝父子》时大哭起来,毫不掩饰,激动得浑身发抖。塞缪尔·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《克拉丽莎》出版以后,更是看哭了数万读者。1852年,一位年老的苏格兰医生给作者理查森写信说,读他的这部小说哭得吃不了饭。而伟大的托尔斯泰竟然也有读书时读哭的时候,他是读普希金诗的时候被感动了,哭得像婴儿一样。

  这种让自己的情感沉浸在某种阅读时光里的感受,只有在某一个特殊的环境里,一个深情的读者才能获得如此深刻而美妙的体验。

  如今,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读者到书店的架子上翻开一本书阅读,便可以进入一个人的思想世界,这已是司空见惯。然而,翻开《阶梯与狂热》这部关于图书文化史的书,便可知道,我们所能看到的印刷品书籍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只能被男性阅读;女性是被禁止读书的。

  15世纪的波兰对阅读书籍的女性抱有更大的敌意。15世纪80年代,克拉科夫的一名女性为了进入大学伪装成男性。在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,她一直女扮男装,不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而且以具备高度责任心闻名,但就在毕业前夕,一名士兵识破了她的伪装,她因此被告上法庭。

  《阶梯与狂热》还用大量笔墨写了中国的图书故事。有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,作者写到,唐代诗人柳宗元读韩愈的诗时,每每先用玫瑰水洗手,而后再阅读。此类如野史一般的细节,读来让人着迷。看到此处,真想问一句作者,这些历史的片断到底源自哪里?

  在《阶梯与狂热》中,莱瑟姆用一个完整的章节写了道士王圆箓,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不起眼的小道士,几乎是中国最大的文物贩卖者。他一个人卖掉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的半数藏书。

  莱瑟姆笔下的王道士,在1890年代是乞讨者。一天,王道士来到莫高窟,非常喜欢这个地方。莱瑟士这样写王道士的选择:

  王道士参观这里时,这些寺庙状态不佳,因此他自愿献身成为这里的保护者。他清除了一些石窟里填满的沙漠沙子,修复壁画,甚至委托别人绘制新壁画。他常常用尽布施与乞讨,但现在这些钱财只有一个用途——石窟。

  这段文字至少说明,在没有发现藏经洞的前期,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保护者。直到有一天,王道士在修复一幅壁画时,发现壁画的后面应该是空的。莱瑟姆写道:

  他破墙而入,在他那盏小油灯的昏暗光线米见方的山洞,里面堆着约3米高的卷轴。这项考古发现与霍华德·卡特进入图坦卡蒙陵墓不相上下:这些卷轴可以追溯到4世纪到11世纪。王道士多次试图引起当地官员对这个藏经洞的兴趣,但他们兴致缺缺,只是让他看守石窟。

  王道士最初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流行文字中,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,余秋雨对王道士是痛心疾首的。然而,历史的真实情况是,王道士并不懂得这个藏经洞中书的价值。他一直在向当地的衙门汇报这件事情,结果,他一次次地去,步行几十几百公里,却一次次地被打发回来。最好笑的是,王道士赶着毛驴,冒着被沙漠中的狼吃掉的危险,行程800多里找到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。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,最后得出结论: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。

  斯坦因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《金刚经》的刻板印刷的版本,这一下让全世界知道了,是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术。《金刚经》除了让王道士出名以外,还让唐代一位叫王玠的刻字工匠出了名。因为,在斯坦因购买的《金刚经》印刷版上,竟然留有王玠的名字,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”。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,这差不多是向世界宣告,至少在唐或者更早期,中国已经有了刻版印刷的技术。

  莱瑟姆笔下的中国早期印刷的佛经特别有意思的是,每一本佛经印刷前都有人许愿。在莱瑟姆的笔下,赞助印刷佛经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愿望:

  一卷是一个农民为他的牛许愿获得更好的转世,另一卷是一位女性希望逃离荒芜沙漠回到国都,还有一卷是一名官员为了升官……

  与《阶梯与狂热》这部图书野史相对照,我近期刚好阅读了《中国书业史》(上下)两卷本。打开目录,我直奔唐代的中国书业史。与莱瑟姆的书写相对应的是,《中国书业史》不仅有考证,还有更为细节的举例。

  唐代女诗人薛涛居于成都浣花溪,与客人饮酒,行《千字文》令。在敦煌石室藏有许多从唐代至五代的《千字文》写本,仅被外国人斯坦因、伯希和劫至西方的就达31种。

  《中国书业史》虽是关于图书出版的正史,然而,这部作品中的引文也非常有趣。

  比如唐代开书店很有名的徐文远是河南洛阳人,徐文远和他的哥哥徐文林在长安城开了一个书店。一边开书店,徐文远还一边开设学馆讲学。徐文远教出来的有名的学生李密,后来造反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。

  唐代的中国,因为皇帝李世民喜欢书法,所以,书店大多代售书法作品。这就要求书店老板有一定的鉴赏能力。在《中国书业史》中,有这样一段文字:

  唐代人李绰著《尚书故实》载:“京师书肆孙盈者,名甚著;盈父曰仲容,亦鉴书画,精于品目,豪家所宝,多经其手,真伪无所逃焉。”这条史实可以使我们对唐代书肆的情况有进一步了解。第一,孙盈办的这家书肆,经营有方,远近闻名;第二,这家书肆不仅卖书,也卖名家书法字帖、字画和名画家的画卷;第三,这些书画多出自前朝名家手笔,价格很高,十分珍贵,有人就加以临摹仿制,以假充真骗取买主的钱财,书肆经营这类书画精品必须是行家里手……

  从这一段文字来看,唐代的书店和现在的书店形态几乎一样,只是更多了一些古玩字画,就像是民国时期的旧书店。

  如果说,《阶梯与狂热》是一部轻松的关于图书的奇趣博物馆,那么,《中国书业史》差不多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简史。在手机资讯过度供给的当下,我们更需要安静地阅读纸质图书的时间,而《阶梯与狂热》和《中国书业史》中所介绍的图书目录,足以支撑我们很长时间的阅读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这样的图书中找到更多的书目来。